一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中师英语班毕业那年,我和同班同学唐锦红一起被分配到龙川县金安中学任教。锦红长得小巧玲珑,我们封了个雅号给她,叫她唐仔。
教育局的通知比我和唐仔先到学校。学校行政处负责人事的黄秘书收到新教师报到名单,眉开眼笑,自言自语道:今年来了几个活宝。这下好了,那几个光棍有希望了。他迫不及待地将消息散布出去:新到一批货,赶紧订购。
7月25日,我和唐仔接到学校通知:请新教师于7月28日到校,8月1日正式上课。本来,中小学都是9月1日开学。金安中学是老牌中学,有着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,学风浓厚。学校自成惯例,每届初一新生和高三毕业班都提前一个月开学。初一新生先学一个月英语,高三毕业班提前补课。
报到那天,黄秘书领着我们去看教室、宿舍。来到一栋白墙灰瓦的低矮瓦房前,他告诉我们这栋楼房叫“老人栋”,是教师宿舍,又指着其中一个房间对我说:今年刚好有位教师7月初退休,他那个房间就你住吧,包老师。唐老师的宿舍在另一栋。“我们想两个人住在同一栋。”我和唐仔几乎异口同声。“不行,一个萝卜一个坑,没有多余的宿舍。人家住着的也不愿搬来搬去。”黄秘书边说边掏出一串钥匙,解下其中一个递给我。我接过钥匙,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,“老人栋”有十多个单间,我的宿舍在中间,房门上挂着一把有点生锈的钉珠锁。我走上前把钥匙插进去,左拧右拧打不开。木窗倒是没关紧,轻轻一推就打开了,从窗口往里看,地上有一束光,色彩斑斓。顺着光抬头看,瓦面上有一个与脸盆般大的洞,阳光射在一张一平方米左右的蜘蛛网上,再折射到地面的青砖上,像一朵盛开的七彩花。房间隔成里外两间,外间是厨房,里间住人,中间是一面用木板钉的墙,墙面糊满报纸。两只蜘蛛在木墙和木窗之间织了一个温馨的家,炎热的夏日中午,丝毫没有影响到它们惬意的午觉。新主人的到来,也仅仅是让它们翻了个身,看样子没有挪位的打算,继续睡觉。
黄秘书见我打不开锁,接过钥匙,用力一拧,钥匙断了。“没事,下午我上街帮你买一把新锁。”他说着话,弯腰捡起两块石头,左手拿石块压着锁头,右手拿石头用力一敲,锁头就裂开了一条缝,黄秘书拉住锁身,用力一扭,打开了。
“你先搞卫生吧,屋顶的洞,我叫人来捡瓦盖上。”说完,他领着唐仔看她的宿舍去了。
房间里有一张老式硬板床,宽约一米二,长约一米八,属于家庭用的双人床。一张没有上漆的原色办公桌,带两个抽屉,外加一把上了年纪的木椅,再无他物。糊在墙上的报纸如耄耋老者,轻轻一碰就会碎落在地。墙面两米以上的地方,既没糊报纸,也没批石灰,一层薄薄的黄沙泥浆,掩盖不住岁月的斑驳,些许砖头石脚露出墙面,仿佛是想告诉每一位入住的主人,它们已上了年纪。
我拿起门后那把有些秃头的扫把,欲去骚扰一下那对正在酣睡的蜘蛛,转念一想,反正还要上房捡瓦,现在搞好卫生,等于做无用功,不如发发慈悲,让它们多待些时间。听说蜘蛛吃蚊子,我倒希望在我入住之后,它们能把窝移到门背后,好在夏天帮我一起对付蚊子。这样一想,我就手下留情,不急于去拆除它们的家了。
我打算先去帮唐仔搞卫生,正抬脚往外走,忽听背后有人说话:“嗨,黄秘书叫我来帮你捡瓦,你要出去吗?”这磁性十足的男中音,唱歌肯定好听。我转身一看,一位帅气的小伙子站在我身后,肩上扛着一把长竹梯。你是?他说他叫邹东,黄秘书说我的房顶有个洞,现在是暑假,电工没到,叫他来看看。我指着那个透着七彩光的洞,心里想,你那斯文样,能上房捡瓦?邹东架好梯子,边往上爬边说:“暑假,野猫干的好事。”我过去帮忙扶着梯子,问:“你是教师?”邹东说:“嗯,难道我像学生?”“教初一的还是教高三的?”邹东说,他是高三一班班主任,带高三七年了,每年都提前一个月开学,高三的老师暑假打五折。“哦,不,如果算上帮学生填报志愿,那我们的暑假可能一折都不到,几乎没怎么休息。刚送走一届,又接来一届,周而复始,人民教师,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,我来补天咯。”说着,他就把屋顶的洞给盖住了,地面上的七彩花就不见了。
“你是包吧?唐住在哪栋啊?”
“你咋知道我是包?”
“听口音呗。姓唐的是丰稔人,我也是丰稔镇的。你说话不是丰稔口音,是县城附近的。”
“啊?我们刚到没半天,你就把我们的底细摸清楚了?你教心理学的?”
“我教数学,略懂逻辑。我住在黄秘书家后面,这几天同事们还没到齐,晚上没啥事就去黄秘书家看电视。收发室的叶姨是黄秘书爱人,她是咱们学校的新闻发言人。每年有几个新老师来,是男是女,哪里人,什么学校毕业,名单一到,我们就一清二楚。”
邹东三下两下把瓦片都整理好,帮我一起打扫卫生。收拾好我的宿舍,又带我去唐仔的宿舍。他告诉我,唐仔住的那栋叫“火车栋”。
教师宿舍就是宿舍,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?我不解。
“你不觉得这栋宿舍很长很长吗?有三十多间房,就像一列火车啊。”
“谁取的名字啊?”
“我来到时他们都这样叫了。”
“火车栋”还好,虽然老旧,总算不用修修补补。搞好卫生,放好行李,我们总算有个落脚的窝了。
邹东领着我们把整个校园走了一遍,看厨房,厕所,冲凉房,告诉我们洗衣服要去山下的小溪,不准在厨房和冲凉房洗衣服;又带我们去看了教学楼和其他几栋师生宿舍楼。每栋宿舍都有名字,行政栋、三家村、朝阳栋、体育栋、劳动栋、造纸厂……
我们一脸惊奇,学校里还有造纸厂?邹东说那是以前的校办企业,早没办了,现在给私人承包了。造纸厂还在营业,造的是粗纸,做爆竹用的。三家村有个村长,是个教生物的年轻男教师,平时喜欢唱歌,老师们送他一副对联:日行校园三千步,夜唱金曲半小时。每一栋都有故事。邹东是个合格的导游,边走边讲解。
“老人栋”是学校第一栋建筑,资历最老,住的大多是老教师。退休一个就新来一个,现在“老人栋”也有好几个小年轻,我算其中之一。“老人栋”背后有条自来水管,没有水龙头,只有一条铁管竖立着,一年四季水长流。水是从山上直接引来的,教师们都备有一条短短的软管,把软管接到铁管开口处,水就汩汩流到桶里。每天晚修下课后,师生们都排队去接水,拎回宿舍刷牙洗脸。
不知何故,很多学校都建在半山腰或山顶上。金中就建在半山腰,背靠鹤市镇最大的一座山,叫太子壁。厨房在山脚下,离教学楼和宿舍很远。走过长长的一段路后,还有一段台阶,有人数过,刚好365级。有家眷的、上了年纪的教师都自己煮饭,女教师大多也是自己开伙。年轻的男教师懒得煮,就掏钱给工友,到厨房去吃。每天傍晚集结一群人要么踢足球,要么打篮球,不杀到天昏地暗、汗流浃背绝不罢休,夜修钟响之际才吹着口哨,打着嘻哈去厨房吃饭洗澡。他们常说,吃饱洗好,还没回到宿舍,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。后来,教师们都自己买菜煮饭了。厨房工友只负责帮学生蒸饭菜、烧洗澡水。
二
第一次领工资,99.72元。我跟唐仔开玩笑说,这张工资单要保存下来,到退休的时候,再看看我们的工资能翻多少倍。虽然我们加入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队伍,成为人民教师,但工资低,过日子还是跟当学生时一样,从家里带米带菜带油,自己动手煮饭。我自然是和唐仔搭伙一起吃。我们没有煤气炉,我从家里带了一个电饭锅,早上上完第一节课,就下米煲饭,上完第二节课,就把饭用碗盛起来,再用电饭锅炒菜。电饭锅没有明火,温度不够,炒个青菜要几十分钟,常常把绿色的青菜炒成黄色的,软绵绵的不爽脆。
英语老师早上要带早读,连着上两节课,我和唐仔都没时间买菜。好在老人栋的老教师们每天早上都会骑自行车上街买菜,我们就把钱交给他们帮买菜。其实,我们很少买肉吃,经常还是从家里带干菜来,偶尔下午自己上街买些土豆、洋葱、西红柿。
除了上课时间,我和唐仔几乎都是形影不离,一起散步,一起聊天,一起去冲凉,一起去河边洗衣服,一起提水,一起做饭。同事们给我俩封了雅号,叫“唐包”。刚开学那段时间,唐包整天用英语对话,学生们看我们的眼神是满满的崇拜,尤其是那些女孩子,每每远远看到我们散步就冲我们招手,从宿舍窗口探出脑袋喊:Miss Bao ,Miss Tang .要是我们经过她们宿舍门前,朝她们挥手说:Hi,how are you?她们就兴奋得不行,手舞足蹈活蹦乱跳。
山里娃娃小学没接触过英语,初一刚开始学英语,兴趣非常浓厚。课堂上,我们采用情景教学,用游戏法、参与法、视听法,让每个学生都大胆开口说英语,用英语对话做游戏。新课程、新教学法,在山里娃娃面前展示出无穷的魅力,很受学生欢迎,他们学得很开心。本来,唐包就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岁,也许我们身上的稚气、活力深深地影响着他们。这些正处豆蔻年华的孩子,第一次离开家,还不太适应住校生活。下课后,唐包也经常到女生宿舍去看她们。她们也总找各种理由来跟我们聊天。很快,师生们就打成了一片。
早读课分两种,一三五读英语,二四六读语文。语文老师经常叫学生们齐声朗读课文,英语老师带着学生朗读。每天早上,此起彼伏的琅琅书声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开学一段时间后,学校领导要抽查新教师讲课。他们事先不打招呼,整栋教学楼随意巡逻,想进哪个教室就进哪个教室。一天早上,我正在给学生们讲形容词的比较级,讲到单词tall,我就举例,指着一名学生说,you are tall,he is taller.正当我要逐一按学生身高比画演示给他们看时,猛地发现教室后排坐着个大人,定睛一看,原来是教导主任。他是什么时候溜进教室的,我浑然不知。我心里闪过五秒钟的忐忑,瞬间脸上一阵潮热,马上转身板书,写下“形容词的比较级”几个字。好在是学过心理学的,写完板书,我若无其事,继续按章办事,该提问的提问、该演示的演示,课堂氛围一如既往的热烈。只是,自那之后,直到下课,我都没敢往教室后排看一眼。下课铃响,当我抬头说“goodbye”时,后排那个高大的身影早已不在了。
吃早饭的时候,教导主任悠悠然走到我面前,问:“你以前做过老师吗?”“没有啊。”我一脸懵。主任说我那节课讲得很好,声情并茂,表情丰富,感染力强,通俗易懂,肢体动作也很得体,不过呢也有缺点。“请主任明示,我好改正。”他说我那个形容词的“容”字,写得像客家的“客”字,其他没什么,很好。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下。“包老师,你的学生说你没缺点的,我不信。我找学生们了解新教师的教学情况,那群女生说了你一大堆优点。我说优点就不用讲了,讲包老师的缺点,她们异口同声说我们的包老师没缺点的。哈哈,看样子你的学生们真的很喜欢你呵。”主任轻描淡写地说着,往别处去了。
三
那时候,学校厨房以烧锅炉为主,使用热水时间有限制,过了时间就停供。
学校有近三千名师生,接水、冲凉要排队很久。冲凉房不分男女,只分教师区和学生区,教师浴室在左边,学生浴室在右边。学校领导、老师和学生一样要排队进冲凉房。
冲凉房很简陋,是一排低矮的瓦房,里面用木板隔成很多个小间。小间真的很小,里面仅够站一个人,放一桶水。洗澡时,没人敢蹲下,因为那扇作为门的木板,既短且薄,上下两端都是空的,尤其是接近地面的那部分木板,因常年溅水,大多已经腐蚀霉烂,所以,外边排队等候的人能看到里边洗澡人的脚,遇到个子高的,还能看到露出来的头。
每到冬天,锅炉里出来的水凉得特别快。排队等待的人常常会催促里边的人:快点洗啊,水凉咯。一间冲凉房外边等着三五个人是常有的事,有些男同胞为了节省时间,进到冲凉房后,直接端起水桶往头顶一举,将整桶水倒过来往身上淋下去,再用毛巾一擦,完事。相比之下,女生速度就慢多了。有时,外边的男士等得心急,就不断地催里边的女生:快点快点哈,别磨磨蹭蹭的。他们这一催,里边的女生怪不好意思,有时反而会越被催越忙乱,动作更慢了。
有一次,我和唐仔上街购物回来晚了,放下东西就匆匆往冲凉房赶,怕过了洗澡时间。幸好,当我们赶到时,冲凉房排队的人已不多了,但总算赶上了。排队排到一半,我们才看到排在前面的是校长。校长一看到我们,就笑着问,总听他们说“唐包”“唐包”,你俩哪个是唐?哪个是包?前面几个人听到都笑了,有人就告诉他,高的是包,矮的是唐。
学校限时提供的热水仅限于洗澡,洗衣服是万万不准的。我们洗衣服都要去山边的小溪里洗。每天傍晚,溪水边总有三三两两的师生在洗衣服。夏天,溪水清凉,很多男生在头顶挤一点洗发水,拿条毛巾就坐在溪水里洗头、洗澡,洗完后再找个稍微偏僻的地方换衣服。有些男生干脆走远一点,背过身子快速脱下裤衩换上干净衣服,把湿衣服在溪水里冲洗一下,拧干后搭在肩膀上,踢打着路边的野花野草,一路哼着小曲回校。冬天溪水寒凉,我们常常等到周末中午,太阳最大的时候才去洗衣服,回来晾在树枝上。每到周末,校园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树枝,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和袜子,随风飘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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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“砍树了,砍树了,大家伙儿想要枯枝干叶当柴火的可以来捡。”有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,收发室的叶姨边给大家送报纸边口头发通知。
砍树?哪里砍?
行政楼前面那棵老树枯死好久了,冬天风大,怕树枝折断打在瓦背上,校长说砍了它,把树枝树干都分了,给大家做柴火。下课后,谁想要就自己去捡。叶姨风风火火边走路边回答大家。
唐包互看一眼,用柴火煮饭?我们又没有单独的厨房,咋整?去看看吧。枯树被放倒了,十几个老教师正拿刀斧锯忙乎着,他们有的夫妻上阵,有的父子拉锯,有的叫上三两个学生帮忙,把如水桶般粗的树干锯断,劈开,搬回学校分的小厨房门前,码得整整齐齐。树干和枝丫都已分完了,老人栋的陈老师见唐包发愣,说没厨房不是问题,先捡柴火,在房门口垒个小灶,也可以煮。唐包尴尬地看着大家拾柴火:我们不会垒灶。老陈让我们先帮他把树枝干柴搬回宿舍门前,他帮我们垒灶。于是,大家都忙开了,不一会儿,大大小小的树枝搬回一大堆。有了树枝当燃料,老陈就开始构思砌灶了。他招呼我们去捡几块砖头石块,自己则去附近一家正在建房子的人家讨回了一小包水泥。老陈用树枝搅拌和着水泥,拿几块砖头,靠着柱子脚边垒起个小四方形的窝,里边空,四周用砖头固定,留一块砖活动,看上去就是砌了个U字,小铁锅往上面一放,中间那点空地就是灶膛,用废纸点燃树枝,就生火炒菜了。
我和唐仔的厨艺不咋地,老教师们常常是自己一边炒菜,一边过来指导我们。大家经常一起讨论这个菜怎么煮更好吃,那个菜怎么配料更入味,猪肉、牛肉煮之前要不要洗之类的话题。遇到街上有什么特价菜,有什么新闻,在煮饭过程中就把所见所闻聊了。每天,煮饭、吃饭就是我们交流互动的时间,有时端起碗就挨家去夹菜吃。慢慢地,唐包的厨艺也拿得出手了。以前,我只会煮榨菜伴豆腐,一段时间后,煮一桌像样的客家菜已不成问题。
自从我和唐仔有了锅灶后,那帮男青年就经常找我们打斗肆。说是打斗肆,其实也就是他们上街买回一大堆肉和蔬菜,他们亲自动手切肉炒菜,我和唐仔只需负责吃和洗碗。这种时候,我们就可以好好打打牙祭饱吃一餐了。常常是一顿斗肆之后,我们几天不用买菜,剩菜可以吃好几天。聚餐活动多了,同事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,一帮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就经常玩到一块了,不用坐班时就相约一起到鹤市街看电影,周末一起去郊游。
五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教师队伍以男性为主,女老师比较少。班主任一般都由男教师担任。金安中学学生来自四五个乡镇,以住校为主,周六下午回家住一晚,周日下午返校。只有学校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才走读,教师也基本全部住校。
那时,除了篮球场,学校几乎没有其他的运动场所,篮球场成了男教师的专属领地,女生想锻炼除了散步就是爬山,偶尔在宿舍门前打打羽毛球,没网没边界,球往哪跑人就跟着追到哪,打着打着就转移了阵地。
学校背后那座山叫太子壁,爬到山顶,整个鹤市镇尽收眼底,连周边的黄布镇、通衢镇、紫市镇、锦归镇、登云镇也能看到。当地人说,龙川最高的山叫七目嶂,就在邻镇紫市,和梅州市五华县、河源市东源县交界,从金中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七目嶂山脚下。
有一日,一群年轻的班主任谋划着周末带学生们去郊游,到七目嶂看日出,特邀年轻女教师参加,顺道做义工,帮他们维持秩序。
周六下午,报名参加郊游的师生都仔细检查出行装备,给单车轮胎打足气,备好手电筒、零食和水,整装待发。几个熟悉路况的男教师在前面带路,每隔一段距离,安排一两个教师举着自制小旗子接应,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负责本班同学秩序,队伍最后面是几个男老师包尾。
到达山脚下,天就黑了。所有人按班级顺序把单车堆放在一起,开始摸黑徒步爬山。一路上,队伍走走停停,前面的老师手拿镰刀,边走边砍树枝野草,用脚踩踏出一条路。爬了八九个小时才到达最高的主峰,那时是凌晨四点多,天边已有一丝鱼肚白。领队的老师指挥大家就地休息,等待日头露脸。
山包上到处都是人,有的席地而坐,有的就地躺着,有的爬到树上,说站得高望得远。我们都拿出零食来分享,借着依稀的月光,欣赏朦胧的山色。山顶上云雾缭绕,四周林木葱茏,放眼看去,大有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。
凌晨五点多,远处天际露出点微亮,学生们大呼:来了来了,日头要出来了。我们都调转目光,望向天边,静待红日。天色越来越亮,云雾由厚变薄,最后像层层白纱,渐渐褪去。日冕越来越清晰明朗,慢慢地,光亮由橘黄变成橘红,再变成大红,然后整个天边都变得微微红亮。红光穿透云雾,照得山顶都变成了红色,此时,目及之处,一片都是红彤彤的。红光越来越亮,山际边冒出一点点圆,大家惊呼:出来了,出来了。日头慢慢探出脑袋,似害羞的小姑娘,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,在云雾和山林的簇拥下,在我们虔诚的期待中,它终于大大方方地露出了整个圆脸。
晨曦照在笑意荡漾的每张脸上,丝毫看不出疲惫。大家扭扭酸痛的脖子,舒心一笑。目光转向云海,直到太阳渐渐升高,晨风拂过,云雾也由红变白,慢慢向四处散开。
郊游后的一段时间,同事们聊天时经常感慨:发现没,那些以前不爱学习、不合群的同学好像都变了,最近班里的学习氛围更浓厚了。看来,以后要多组织这样的户外活动。
现在想来,那么壮观的师生户外活动,没人受伤,没发生意外,真是幸运。
六
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
一个百十几人的单位,随着时间推移,不知不觉中就筛选出了一拨比较聊得来的人,这是自然而然的,与拉帮结派无关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乡村学校教师们的娱乐活动很单调,只有带家属的少数几家才有电视。好在学校重视英语教学,开学初就给每位英语老师配了一台录音机,除了上课用,课后由英语老师保管,学期结束交回教导处。
听收音机成了我的业余爱好,只要有空,就打开收音机,边听娱乐节目边煮饭干活。我留意到每天早上9点钟有个点歌的节目,那个时间刚好是我们吃早饭的时间,有一次我心血来潮,就写信给电台点歌。信寄出去之后,我天天竖起耳朵留意听,没想到几天后竟然真的听到了我的名字。收音机里传来播音员好听的声音:“有位叫包丽芳的听众朋友来信,说要点一首歌送给以下几位朋友,不知道这几位朋友是否守在收音机旁收听呢?他们是唐仔、阿梅、阿敏、邹东、谢国、罗才明。好了,我们送出一首《晚秋》,感谢包丽芳朋友来信。”当时,我和唐仔、阿敏、阿梅正在边吃早饭边聊天,当听到我们的名字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时,竟高兴得大呼小叫,互相击掌。
那时,流行跳交谊舞。阿梅在大学时是学生会干部,经常参加学校活动,交谊舞跳得炉火纯青。我和唐仔是舞盲,阿梅不厌其烦,每天早饭后在宿舍门前的余坪上教我们跳舞,一招一式,步步过关,唐仔没学几天,就以腿脚生硬为由,不肯再学。阿梅说她在学校里找不到舞伴,还说我悟性高,一定能跳好,就这样,坚持教了我大半学期,直到我将一百多步的探戈学会她才罢休。
元旦前夕,学校要搞一台联欢晚会,毫无疑问,阿梅做主持人。我和唐仔负责帮演员化妆。那些高中生,个子比我们还高,年龄比我们小几岁,当我准备把胭脂口红涂到他们脸上时,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早已成了红苹果,哪还用上妆。
阿梅怂恿我表演个节目,女生独唱,说我唱歌好听,说不定能一鸣惊人呢。在此之前,我从来没有登台独唱过。那次,神差鬼使,我竟然相信了她,选了一首《珊瑚颂》,没怎么练习就上台了。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,台下几千人,黑压压一片,灯光在我身上扫来射去,我自顾自地就唱开了,歌词我唱完了,背景音乐还在放,只好匆匆一鞠躬,跑到后台去了。
第二天,大伙聊天时,我竖起耳朵听人家聊什么,结果,只听到几句有关晚会的话,譬如主持人很大方,元旦晚会搞得很成功,并没有说到哪个节目怎么样。一天后,晚会就成了过去式,生活又归于平静。
七
我有个闺蜜在县城开了一间发廊。她说有个兵哥哥经常去她店里理发,一来二去就熟悉了,那个兵哥哥的部队就在我任教的乡镇。闺蜜说哪天抽空来找我玩,顺便叫兵哥哥也过来玩。我没当回事,觉得也就是说说而已。
一个周六下午,我和唐仔正准备骑车出门,去找邻镇的同学玩。几个穿军装的帅哥一路打听找来:“哪个是包老师?”
我俩很惊讶:“你们是?”
“我叫陈雄,他们是我的战友,我们是附近部队的。”
“部队的?”我正纳闷。
他说:“我朋友你闺蜜一会就到,我们先到一步。”
“哦,我想起来了,你是我闺蜜的朋友,部队的。”
“怎么,你们自己来了?”
“你闺蜜阿伟应该很快就到。”
年轻人,自来熟,没说几句话,我闺蜜就来了。我们到学校后山爬山,晚上煮一锅青菜粥,聊得不亦乐乎。自那以后,部队的兵哥哥只要可以出来,他们就往学校跑,开始是几个人来,后来就一大群人过来,跟男教师们踢足球、和我们搞联欢,拔河、篮球赛,混得老熟了。
不知是谁走漏风声,我生日那天,兵哥哥们带来一个蛋糕,两箱啤酒。下午放学后,我们就爬到半山腰,席地而坐,摆上吃的喝的,聊着不着边际的话,唱着跑腔跑调的歌,不知不觉天已黑。陈雄说:“我看到对面那座山越来越大了。”话没说完,倒在地上就睡着了。那天晚上,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部队的,只记得那群捣蛋鬼涂了我一脸的蛋糕。
没过多久,部队走了。听说那群兵哥哥退伍的退伍,转业的转业。我们之间有些人还保留了一段时间的通信,慢慢地,就没了联系。
阿梅笑我有兵缘,这样都能结识兵哥哥。据说,该部队进驻当地几十年了,从来没有与当地老百姓有来往,而我刚到金中半年时间,竟帮部队和地方搭建了一座友谊的桥梁。
“哎呀,那个包老师不用吃饭了,看信就能看饱了。”叶姨手里挥着一叠信,边走边大声嚷嚷,弄得老人栋的老师们都出来看热闹。我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。
远在湖南当兵的男朋友那段时间有点发神经,每天寄十几封信来,持续了一段时间,搞得全校皆知。这样也好,本来那段时间不断有人给我介绍对象,我正愁不知该怎么拒绝。有个来说媒的,是我的老师,她总是热心给我介绍对象,说那个谁家里条件怎么怎么好,人品怎么怎么好。还有个老教师,亲自带着一位年轻教师来我房间,提着一袋苹果,说要介绍我们两个认识。还有就是三家村的“村长”,他在那群男教师的教唆怂恿下,说想请我看电影。我说看电影可以,请我和唐仔、阿梅、阿敏一起去。他说不行,只请我一个。原来他们在打赌,要是我跟他去看了电影,他们就每人给“村长”一百元,要是请不动我,“村长”就得请他们吃饭。我说我有男朋友了。他说没关系,你跟我去电影院走一趟就可以,这样我就不用请他们吃饭了。好家伙,拿我当标的做赌注,拉倒吧你!我把我男朋友的相片在他面前晃了晃,他就红着脸跑了。
八
我家离县城十公里,从家到金中必须经过县城,从县城到金中二十公里。从家到校,县城是中转站。通常,我把单车寄放在县城开店的闺蜜那里,然后再搭小型人货车到学校,每人次五块钱。后来觉得不划算,每月工资就那点儿,除去车费、伙食费,囊中就羞涩了,想买件衣服都成了奢望,于是我和唐仔商量,直接骑单车到学校,路远点没关系,两人有伴。
鹤市到县城只有一条205国道相通,岭西埂是必经路段,那段坡路又陡又长,经常发生交通事故。
推车上坡时,即使是冬天,也累得满头大汗。下坡时,屁股被颠簸得生痛,我们就双手抓紧车头,双脚站起来,目光紧紧盯着前路来车,尽量靠边骑行,不敢有丝毫怠慢。每次回家,除了鸡蛋这些易碎品不能带,我妈总是给我准备一大袋米和干菜带去学校,说是当老师,其实跟做学生没啥区别。
有一次,我妈给我一锡箱炸粄皮,我怕一路颠簸把粄皮抛碎了,就在车尾垫上厚厚的纸皮,再铺一层海绵,垫两件冬天的衣服,用胶带把锡箱紧紧捆绑在车尾,以为会万无一失。等到达宿舍时,解下箱子一看,粄皮全成了碎末,没有一块完整的,我们哈哈大笑着,用碗装了当饭吃。
骑车四个小时,路上有说有笑,不觉得累。有一次,骑着骑着,我忽然听到车子发出异样的声响,我没停车,侧头问旁边的唐仔,怎么我的单车会呜呜响的?唐仔认真一看,哎呀,你的单车轮胎一点气都没有了,是轮框在响。我们赶紧下车,还好,车轮框还没有变形,要不然车子就报废了。抬头看看,还有很远的路呢,没办法,两人只能推着车子步行,一直走到鹤市街,才到铺子里修好了单车。
不是农忙季节,有时周末我们也不回家。留校的时候,我们就去周边几个乡镇中学串门。鹤市周边的紫市、通衢、登云、黄布,都有我们的同学。当年,我们中师英语班53个人,全部分配到乡镇中学。那时电话并不普及,只有校长室才有电话,老师去打电话要登记,要给钱,一般没紧急情况,老师们都不会去打电话。我们就写信约好会面的时间地点。同学见面分外兴奋,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,聊教学,聊未来,聊人生,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睡觉。
我们是代培生,虽由教育局包分配,但身份都是代课教师,将来还得考试转正。那时候,我们竟然丝毫不担心转正考试的事,都非常淡定,从没想过要跳槽转行,觉得教书育人挺好。
大家都商量着一起报名参加大专、本科函授,先充电,拿到大学文凭再说。
九
同学当中,阿琼是最早结婚生娃的。后来才听说,毕业分配的时候,她现在的家公当年是一所分校的校长,早早就去学校物色教师了,心里也打了小算盘,最好能成为他的儿媳妇,所以特意跟领导打招呼,要一个女英语教师到他们学校。
阿琼性格温婉,长相甜美。听说那个校长要的就是这样的人,成绩不用太好、长得不要太漂亮、性格不能太野,能在山区安下心来的。阿琼被分到紫市镇二中,一间偏僻的分校,只有几个老师。刚报到,校长和夫人对她百般照顾,叫她不用开伙,只管用心教学,吃住都由他们家管了。不到半年,阿琼就被他们的儿子俘虏了,很快就奉子成婚。
那时,我与男朋友还在纸上谈兵,每周至少一封信。一九九三年初,他休假探家,来学校找我。聊到将来的事,他说年底就退伍了,到时找份工作,让我到他家所在的乡镇中学代课,反正都是要考转正的,不如现在先去他们家乡的中学,在那里考转正,省得将来调动麻烦。我想想也有道理,就让他父亲找他们那里的中学校长聊聊。校长听说我是英语专业的,他们那正好缺英语教师,就一口答应了,让我春节后就去上课。就这样,放寒假时,我收拾行李回家,给校长写了一封告别信,就追随爱情去了。
一九九四年,省教育厅发文件通知,河源山区师资队伍比较薄弱,要加强教师队伍培训,符合条件的优秀民办、代课教师可以考转正。我们的春天来了。我购买了复习资料,工作之余闭门苦读,把复习资料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。考试时,不用十五分钟就做完了试题,政治法律合卷考了100分,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位列榜首。
我的同学们也大多在那年考了转正,除了个别有想法的,他们要先结婚生娃。那时,计划生育抓得很严,有些思想传统的人就想结婚生子,他们觉得家庭和孩子比事业更重要。也有人因为超生、抢生丢了工作的,他们就到特区打工。他们中也有人因祸得福,在深圳扎根安家,现在成了特区有房有车有钱的人。
我离开金中之后,要好的几位同事一直有联系。唐仔很快就陷入爱情围城,被本地的一位教师拥入怀中。他们出入成双,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阶段。本来天随人愿,各有各的好归属,只可惜,老天总爱给人来个出乎意料的恶作剧。
一个周末,唐仔和未婚夫到县城置办结婚家具,不幸在岭西埂发生车祸,人仰车翻,等救援人员来到现场,车上人员全部昏迷不醒,司机当场没了气息。救护人员把唐仔抬到救护车上,剧烈的疼痛令她醒了一会,她听到清扫现场的人说,水沟里还有一个,不知啥情况,先抬到医院再说吧。
两天后,唐仔苏醒过来,她的右腿粉碎性骨折,打着厚厚的石膏,脸也受伤,缝了几十针,整个头脸都缠着纱布,连眼睛都蒙上了。她第一句话是问车上有个叫李惠亮的,情况怎么样?“他是你什么人啊?”护士问。“他是我老公。”唐仔万分焦急。护士笑了,说,你右腿骨折,他左腿骨折,你右脸受伤,他左脸受伤,你们这是男左女右吗?听到老公还活着,唐仔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唐仔两人在住院期间,我特地去看望了他们。唐仔红着脸告诉我,她已有孕三个月了,上天眷顾,两个大人伤痕累累,宝宝安然无恙。
当年黄秘书口中新到的一批“货”,只有唐仔肥水不流外人田,我们都成了外地人的田了。邹东、阿梅、阿敏、谢国、罗才明都已结婚了。后来,因为各自忙着工作和生活,渐渐地都失去了联系,只大概知道谁去了哪个城市,谁转行从政,谁当了领导,却一直没真正坐在一起,共话当年。
时光荏苒,转眼就快到退休年龄了。
一次,我和几个友人因工作关系到了鹤市,忙完正事,我提出到金安中学看看。方向肯定是对的,一条宽敞的柏油路把我引向校园,两边茂密的树林,庄严气派、粉刷一新的教学楼,红色的塑胶跑道,绿色的足球场……要不是曾经在此地待过两年,我还真认不出这就是当年的金安中学。老人栋、火车栋、朝阳栋、体育栋、劳动栋都荡然无存。整个校园看不到一片瓦,取而代之的是规划整齐的新楼房。
打听了一下,当年的同事退休的退休,调走的调走,现在,金中有几十位老师,认识的没几个。学生也没当年多,高中生都到县城去读了,乡镇中学只办初中。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,农村常住人口越来越少,乡镇中学的学生数量也逐年减少。当年热热闹闹的金安中学,现在就像一位娴静的妇人,默默地守护着她的孩子,安分守己。
话至此,要感谢现代科技的发达,有了微信之后,我们这帮老金中人又联系上了,虽不常见面,逢年过节,也在群里互道平安,有了开心事,也常在群里分享交流。岁月如歌,一路走过,我们改变了容颜,不变的还是当年的情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