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吴聚平

　　无数的人们，无穷的远方，既与我有关，又与我无关。

　　小姐到哪里

　　黄昏时，我上了这班公交车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大都是附近工厂里的工人。

　　车晃来晃去，走得非常缓慢，一个挨着一个的人和沉闷的空气让人陷入了烦闷的沉默中。快两个小时了，我还没有到达目的地。我是应邀去参加一位多年不见的同学的婚礼。去之前我犹豫了一会，毕竟多年未见，难免尴尬。最终，我还是坐上了这趟公交车。

　　夜色一点点暗了下来，外面的街灯亮了起来。后来，我把双手吊在头顶的圆形抓手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

　　“小姐，小姐！你到哪里？”迷糊中睁开眼，眼前是一位光着膀子的男人，正嬉皮笑脸地看着我。

　　是他，从一上车就没停过。他和旁座的那位男士一路叽叽喳喳，可能是工友，闹到激动处，甚至动手动脚，弹对方耳朵，动作夸张到不能不使人注意。甚至于，他感受到别人的关注后，带着些表演性质闹得更欢了。

　　“你到哪里啊？小姐？！”此时他加大嗓门朝我喊。

　　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感到一阵无由来的烦躁与反感，脱口而出：“到哪里关你什么事！”

　　这句话像一支箭射向了这个男人，又从他那里反射了回来。

　　车上的人都看向了我和他。他愣了一下，僵住了，原本黑红的脸此时变得酱紫。过了好一会，才讪讪地别过头去，不再朝我这边看。

　　他旁边的那位工友像终于抓住什么把柄似的，嬉皮笑脸地嘲笑他：“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人家到哪里关你什么事呢！”

　　他望着他的朋友，小眼睛里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愤怒和委屈：“她睡着了，我不是怕她坐过头提醒她吗。嗤……还戴眼镜呢！”

　　“嗤”是平舌音，从牙根挤出来的。

　　我终究是什么也没说。他也终于沉默了。整个车厢在夜晚的道路上静默摇晃，像只疲惫的大象。

　　渔村路时间

　　渔村路在蛇口的一片民居区和工业园之间，除了上下班的白领，更多的是附近居民。穿过渔村路，不远处就是招商局办公大楼。四十年前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正式破土动工，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。到了今天，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“蛇口经验”已经烙印在每个深圳人的骨子里。

　　而在蛇口港，在渔村路，这里的时光是更静谧而日常的。傍晚时分，渔船归拢在港口，带来了海滩边鱼鲜市场的短暂热闹，直到黄昏来临，那些渔船附近都升起了烟火。

　　渔村路对面有一片工棚，依然在搞着建设，每天“叮叮砰砰”响个不停，周围新的楼宇越来越多。楼宇间开始有了一些公司进驻，上下班的职员多了起来。

　　职员们每天迎着朝阳急匆匆连奔带跑地赶进那些楼宇，到了傍晚，也还是早上的西装长裙、皮鞋高跟鞋，轰隆隆涌了出来，只是脸色普遍都不太好看，如蔫了的灰茄子。“茄子们”有时候匆匆赶到渔村路尾的公交站台等候，有时候在路边的小吃摊旁停下来。

　　来一碗凉粉，或者一串鱼丸，让这些简单的食物去除一日的班味，直到脸色越来越平静地融入夜色中。

　　因此，在靠近工业园的那一片地方，每天傍晚时分都有不少的小贩在那儿摆摊。其中就有一位操着湖南口音、卖凉面的四十岁左右的女摊主，嘴巴勤、手脚又伶俐，摊前便比其他的那些摊子热闹许多。这位女摊主没有特别的故事，只是十多年来，和丈夫一直靠在外面做小生意维持三个儿女的生活与学习。他们的孩子从小就放在老家靠爷爷奶奶带着，好不容易，大女儿去年大学毕业了，小儿子今年夏天才刚刚初中毕业。她和丈夫早先在渔村路那边摆摊卖些小海鲜，鱼干、虾米、贝肉之类，后来不卖海鲜了，改成水果档，水果平时摆在那里任由顾客挑选，挑好了就拿去打秤结账。

　　“加多一些面皮，阿姨，再加多几粒花生米呗。”挎着皮包体面而疲惫的职员们常常提出这些额外的要求，女摊主便象征性地用筷子挑了一些面皮加到盒子里，一边嘀咕道：“再加就要加钱啦，小妹！”

　　到了后来，这位女摊主的旁边又多了一个摊位，是一位中年男人，他把推车停在女摊主的旁边，车上同样摆着面皮和辣椒油，青瓜丝与各色酱油调料。但这男人是始终缄默的，他不像旁边的女摊主那样会起兴头，所以顾客并不多，只有在旁边摊位排队较多的时候，人们才光顾一下他的档口。

　　但这男的也不急不恼，用近乎谨慎的低谦询问顾客：“您是要凉皮还是面皮呢？”顾客说：“两样各一半来一份吧！”中年男人答了个“好”，便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次性泡沫饭盒开始装凉皮与面皮，装得太满几乎要溢出来了，又往回挑了一些。顾客加了句：“多加辣椒油，不要葱花。”他又一丝不苟地加了调料拌和起来。

　　男摊主从老家出来也有几年了，刚开始是他的妻子出来打工，他留在老家。他俩是初中同学，一起骑自行车去学校。几年后他们结婚了，有一个女儿，不久，妻子就和零件厂里结识的姐妹去了特区，听说那里可以赚更多的钱。这个男人只好留在家里照顾父母和女儿。女儿上初中时，男人的父母双双过世了，他便来到城里和妻子会合。想不到团聚不到一年，就在去年冬天，妻子突然跟他提出了分开。最后的结果是他们瞒着女儿分居了。这男人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，他白天去一个办公大厦穿起黑色的制服做保安，下班后就弄点小吃买卖。

　　在渔村路路尾转弯处，有一家挂了电话亭牌子的店铺，实际上卖的却是麻辣烫和糖水。门前大树底下排开四张桌子，桌子旁再配两张塑料高腿凳，井然有序。夏夜，一路烟尘从很远的地方回到渔村路的三五租客，坐在那几张桌子上，喝上一碗银耳糖水，就洗刷掉了一日尘杂。

　　老板夫妇是潮汕人，有三个高度差不远的孩子，一放了学，就在档前帮忙，帮妈妈串菜，给顾客收钱，或是躲进里间写作业。

　　有时候碰上相熟的老乡来店里光顾，他们多是趿着人字拖，嘴角含根牙签进来，坐下了，开起这老板夫妇的一两句玩笑。虽然是极隐晦的，老板只是默默不语地赔着笑，老板娘却低低地用家乡话像是骂了这几位臊客。

　　在这时，老板娘的一双大眼睛和额前的刘海便分外生动起来，在努力过活之外，有她小妇人般的纯真风情。

　　有时，大树底下的桌椅全部搬进了那狭窄的里屋去了，吃客讶异地问：“怎么不放到外面？”

　　“哪里还敢放啊！凶巴巴地问我‘这个还要不要了？’我说，‘怎么不要！’……”

　　吃客大约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便不再问了。

　　过了十天半个月，糖水店的几张桌椅又照例摆在了店门口的大树下。

　　渔村路络绎的人群如故，他们从这间路尽头的小店铺经过时，都能见到门口晾起的齐整丰富的串菜。齐刘海的老板娘领了她那三个“小校服”在里屋吃饭，四个人围着小桌子，坐得紧紧实实，头都埋了下去，努力扒饭。

　　火车与少年

　　清晨六点，好不容易挤上了这列绿皮火车。在我的身后，挤着一个提皮箱的少年，刚进到车厢就端正坐下了，瘦削、黝黑、胆怯，指甲和头发都过长没修。他两手交叉放在身前，腰板挺得笔直，眼神躲闪不定。像是躲避眼前的世界，表情是冷的。小镇四月的早晨有着初春的寒意，清早赶火车的人们呼应着这点寒意，呼呼啦啦往上挤，掀起短时的喧闹，白腾腾一团。

　　少年在喧闹中坐直了身子，似乎身边的世界与他无关，他不敢过多碰触，只有对远方的幻想。他微微闭上了眼睛，南昌，只出现过在大人们口口念叨的城市，只出现在每天晚上天气预报中的字眼，对于他是神秘辽远的。这种想象暂时屏蔽了过去生活的屈辱，从小的贫困与苦力活，被父亲呵斥，学校里别扭吃力地背诵24个英文字母最终依然被留堂的难堪。他因为这些而更厌恶学校，它们没有从反面激发少年，他的身上不发生吃苦励志的奋斗故事，那些周围人们从小对他的鞭策如同春风过驴耳。实在被惹急时，才会发出一点蛮凶劲，短时地防卫。

　　他如今把那一切丢在背后，去往新的世界。南昌城里有个亲戚，电话里答应了少年去到以后帮忙照应。亲戚家开了个小餐馆，他过去倒是可以帮忙递递拿拿，送个外卖。

　　少年很快睡着了，他紧依在椅背上，双手插入上衣口袋，脚向前平行紧拢着，即使睡着也保持着紧张。全身唯一自由放任的只剩下那颗头颅，他的头高高仰起，嘴巴无意识地朝着半空中张开，像某种等待哺乳的鸟类，喉结突兀，随着列车的前进触目惊心地耸动着。

　　坐在少年对面的一位女士，看上去四十多岁，从火车开动起，她便捧着一本书在看。她的卷发都被归拢到头顶一处打了个髻，再用小辫环绕一圈，一丝不剩。橘红的脸，化了淡妆，依然掩不住衰微与小城烟火的气息。

　　火车开动前，她一直趴在窗口和外面送行的两个女人叙别，那两个女人年纪与她相仿，也许是许久没联系的亲戚，她们的谈话绵绵不尽，似乎马上就要分别这个事实让谈话显得尤其急迫而浓烈，与她同行的男人几次打断谈话，让窗外送行的两个女人赶快回去，可是直到火车开动，那两个女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站台。也许只是出于礼节延长这送别，为此才说了许多话。

　　她旁边的同伴男子头发有些白了，却还显着活力，对这个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的好奇。他主动帮乘客把背包放到了行李架上，然后一直坐在那看书的女人身旁，斜着眼，盯了一会那本打开的书。后来女人放下书，他便从行李架上掏出一袋瓜子，两人一路上嗑了起来，几乎是默契。

　　到了南昌站，我从这一节车厢里下来，转站搭乘前往P城的车。这次不幸买到了厕所旁的位置，空气不好，鼻子过敏不断打喷嚏。

　　坐绿皮火车的人大概太无聊，会无休止地吃东西、嗑瓜子。到了傍晚，几乎每一个座位的乘客都泡上了桶装方便面，车厢里充斥着浑浊的酸辣味精气，混合着空气里各种地方上车的人们身上散发的气息，行李的气味、脚气、厕所的气味，熏得人无处可躲，最后成为这气味的一部分，这种气味是绿皮火车独有的。

　　后来少年们的加入，使得这种气味更加地热烈起来。这是一列从兰州起始的火车，车上有一群年纪还小看上去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女孩，说着兰州口音的普通话，正前往P城务工。这些年轻人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，吃方便面，青春的气息四溢。

　　到吉安站时，又上来了第二波年纪相仿的青春男女，这一波年轻人，比兰州上来的那一波更躁动，他们穿着时髦款式的洞洞衣，女孩子拉直的头发烫染成了接近栗色的黄，男孩穿黑背心，粗大的链子挂在脖子上，纹身。他们当中的一个男孩与女孩在车厢中打闹了起来，从车厢的一头追到车厢的另一头，全不顾及周围的眼光。另外有一女孩，坐在头发烫成杀马特的男孩的膝盖上嗑瓜子，直直的长刘海垂下来，把她的眼睛都遮住了，看不出表情，只偶尔听到“呼哧”一声，是吸鼻子的响声，但丝毫不影响她全神贯注地嗑瓜子。

　　他们当中的几个男孩专门跑到车厢驳接处去抽烟，烟雾缭绕中，开始吹牛。一个说，我出去吃饭从来都是没带过钱。另一个说，我出去坐车也从不带钱。

　　坐在我对面的，则是两个装扮和气质都和那群孩子不一样的男孩与女孩，他们安安静静地坐着，甚至捧出书在看，一看就是从学校里刚出来的学生。刚开始他们没怎么说话，后来不知怎么地，渐渐聊上了。两人这才知道都是去P城同一所大学面试的考研生。这个发现让他们迅速活络起来，交谈几乎变得热烈。

　　男孩子圆脸上架着一副眼镜，有几分腼腆，他考的是数学。女孩大眼睛扎马尾，穿一身运动服，笑起来像培训广告牌上的模特一样一脸阳光向上，她考的是英语。他们深切地交流了考研的经过，谈及种种细节。

　　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，大部分时候，男孩子听她讲。她说自己已经到过P城，那所大学的校园很漂亮。还说明天早上一到最好先去体检，这样可以避免后天的高峰。她自带了热水杯在车上。男孩说，这是他第一次去P城，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，是因为那里的研究生每个月有六百元的伙食补助。他已经听在P城闯荡的舅舅说了，那边消费特别高，租房子很贵。女孩附和说，那边坐公交都比南昌贵得多，不是上车两元，而是分段收费。男孩这时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，似乎在想着，自己在那座大城市里该怎么生存。

　　我知道那些憧憬和忧虑都是真实的，他们的未来不就是我的当下。

　　谈到后来，女孩子的话少了，表现出了更多憨憨的可爱，男孩子的话倒比先前多了起来。一夜下来，他们已经从刚上车时的陌生人，变成一对谈话间有点促狭和暧昧的男女，早晨一起下车去找落脚的地方。

　　如果从上空俯瞰，一列列混淆各种气息和人群的绿皮火车像日夜不息地在大地上腾挪，它们组成了这个国家版图上的一景，幻化成具体的忧虑和希望，一路逶迤，“哐当”“哐当”向前。

　　聒噪

　　那时我在一家地产公司做内刊，工作不温不火，做着一些意义不大却能谋生的事情。

　　一次我和部门的总监赴一个内刊的交流会，路上堵车了，有人烦躁地按着长喇叭，傍晚的夕阳挂在车头。这时，我那位平静温文尔雅的领导突然一反常态，变得聒噪起来，他把方向盘上的右手挪开，扭开音乐按钮，激烈的乐曲瞬间在我们的头上炸开。

　　他开始说话，不停地抱怨下午公司的会议太长，妨碍了这个交流会。这个交流会是他在一个月前就打电话过去招呼过的，后来还跟对方的刘小姐打电话一再确认，协会的会长会出席，某大房产企业的某位领导也会到。

　　车像块石头似的堵在前后不见首尾的车流中间，岿然不动。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焦虑和绝望。

　　他的话语突然像水流一般往外涌动，怎么也收不住。这时他已经不再抱怨早上的会议，而是开始数落另一位搭档的同事，甚至于公司的制度。到了后来，他开始宣泄他不如意的生活、充满控制欲的老婆、不省心的儿子、糟心的物业。他的抱怨开始变得空洞、重复、俗套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，他似乎渐渐说上瘾了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人。

　　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系列的失控。这个自称写过诗的人，开始变得像一位妇人一样唠叨不完。他曾给我看过那些诗，那是一种出于青春激烈的吟诵，稚拙土气，但确实是鲜活的。

　　也许，凭着年轻时候捞得的一点名声，去交际，慢慢地透支，直到变成一个不自知的人，一个人的内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置换的。

　　暮春之雨

　　傍晚时分出发时下起了雨，我像个蚕蛹一样把自己卷在车位上。夜里雨下得更大了，车堵在高速公路上，发动机“突突突”发出铁兽的寂寞嚎叫，像被彻底抛弃的动物。

　　我闭上眼睛，头向左歪，脚大幅度往前面座位底下伸开，像个泄气的“大”字，又缩起来，脱掉鞋子脚盘在座椅上，这样来回折腾，默默地，有冲出这铁兽的冲动。

　　后半夜沉静下来，脑子开始一点点放默片，把近期缠绕之事放了一遍，放到一些地方就异常清晰，第二天又以为那是在做梦。一个人虽然消失了，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眼前总是有一只蚊子在飞来飞去，在安静地阅读时，塞着耳塞走在大街上时，蚊子浮动起来。在看车窗外飞掠的物体时，和其他人进餐时，网络上聊天时，风干的蚊子飞在周围，用手一抓，却又什么也没有。

　　第二天中午，天空终于放晴，这时车已过江西边界。窗外都是山，山包围的村庄和农田，屋子就建在田埂边上，小花兀自开，很少见到人，山一笼田一笼之间，偶尔有农人犁田的剪影，有时突然出现一片坟包，飘一些清明的旗幡。

　　这个时节的油菜花大部分已被雨打风吹去，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车，走在地上也觉得轻飘飘的，身上还停留着颠簸感。直走到江铃，梯田中间的一个村庄时，才觉得慢慢进入了这片土地。

　　游客络绎不绝地从景点下来，都要经过江铃。而江铃有自己的性格，不是属于海报上的那个景区。村里的一户人家正在过清明节，女主人站在大锅灶前炒清明茶，男主人则在一旁打打下手，清茶伴着烟火飘出阵阵香气，据说是一年里最好的茶。在他们的厨房尽头是一间大厅，厅子的正上方摆着一方八仙桌，桌前供些果品，两旁的山水对联，在松柏仙鹤的挂图映照下，仿佛时代的光阴已经走出很远，唯有这里，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阶段，是现代的桃花源记。

　　一户门庭前蹲坐着一位老者，围着三个孙辈小孩。他们正百无聊赖地看着来往的游人。屋里厨房正在煮水，奶奶拿了橡皮筋出来，给孙女扎头发，说是过清明节，亲戚小姨要来。

　　更多的穿红衣服的小孩挤在一间水泥屋前跳绳子。我看了一会，这种跳法是我熟悉的童年游戏，两个人把绳子围成一圈，其他人往里面钻。

　　山脚下的池塘边，旧手帕晾在竹竿上，旁边的祠堂在黄昏中像是被遗弃者，大门梁上“忠贞堂”几个大字若隐若现，墙上刻画的红色语录已斑驳。一位头戴方巾的老人走进了我的镜头，她在祠堂尽头的水龙头前洗着什么，仿佛一个不真实的存在。我要按下快门时，她突然回过头来，对我叫了几句。

　　这位老人和那些喜滋滋乐于被拍的其他村人是不一样的，她在抗议一个陌生人进入她的私域。

　　语丝

　　假期的最后几天，她们都没来，我换了一家超市，人少了，没之前那么累。这两天刮台风，今年湛江的台风似乎特别多。身体停歇下来的时候，思绪便多了。风雨途中，人就容易多思，想到明年就要毕业，从象牙塔里走出去，开始反复想那个不能回避的问题：我以后将要过怎样的生活？

　　我知道现在是不能马上得出答案来的。

　　一直以为自己以后想要做的是一个文字工作者，因为文字给我安宁，可以忘我地去投入。然而，一个人仅知道写东西是不够的。我想要燃烧，以一种世俗的方式实现自我，尽管自己现在的力量是多么薄弱。

　　这个社会有残酷与虚情的一面，从前的我被琐碎生活所羁绊，幻想的情感，惯性于日常衣食，敷衍式的学习，视野囿于狭小的空间。现在慢慢地，我看到了更多以前看不到的现象。可是看到了之后我又将怎样呢？我是否有勇气去在现实里坚持那些东西？

　　或许每个人都有两个空间，内层与外层。外层是一目了然似的，面对人与人的纠缠。内层空间则是寂寞而丰腴的。文字是打开内层空间的钥匙。要想在外层空间获得入场券，好像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去做你未必愿意做的事。

　　如果我不能在外层空间里强大起来，大概也不能在世俗里平衡自己。而当有一天，我不能感受，不能思考的时候，便在里层的世界里灭亡了，随波逐流，或许得到了什么，但思想与灵魂是沉睡了的。

　　车窗外此刻是雨打风吹，一片模糊视野。哪一天，我的世界豁然开朗，能够望见云层、泉眼、星空，望见时光流过秋刀鱼变化石，望见尘世，也望见内心的明亮。